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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薄熙来竟然如此评价红二代孔丹

来源:孔丹口述       发布时间 : 2017-03-18 14:07:50 发表评论

出身于红色家庭的孔丹从小有着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他高中与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一个班,与薄熙来同校;他曾在文革中崭露头角,后又拜师与吴敬琏门下,2006年,任命孔丹为中信董事长时,竟然是由习近平亲自谈话。而习近平和薄熙来,都对孔丹有过一句评价。他们分别会怎样说孔丹呢?在《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孔丹真实展现了一个典型红二代的“朋友圈”。本文内容主要整理自此书。

2013年6月,66岁的孔丹出版了《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讲述了自己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二代的经历,也重新还原了他过去的身份——“文革”前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校团委副书记,北京第一批中学生中共党员。
 
他曾任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这个以约束红卫兵过激行为而成立的组织,连续发布10个“西纠通令”,试图引导红卫兵要文斗不要武斗,曾对“文革”初期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他也因此两度系狱。

他被习近平称为“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上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开门弟子。曾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1984年,在其秘书任上,身为国家经委干部,孔丹与冶金部干部董志雄联名上书,给中央领导人陈云写信,反映在整党中应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是对当时清理“三种人”政策的反思,由陈云、胡耀邦、李先念批示,邓小平、赵紫阳、乔石圈阅,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中共最终在政策上作出调整。

12万字一本书。除了谨慎的回忆和真挚的反思,孔丹口述史还展现了一个典型红二代的“朋友圈”。从中南海里的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四中的同窗和兄弟;从胸怀天下的学界翘楚,到叱咤商海的红色资本家,孔丹一身传奇。

北京四中首批党员

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读6年,1966年毕业。在初中时和陈小鲁一个班,高中和薄熙永一个班。孔丹是高三(5)班的团支部书记,李三友是高三(1)班,秦晓是高三(4)班的。

秦晓的初中不在北京四中,是从其他学校以金质奖章保送至四中的。而孔丹是四中初中以银质奖章直升高中的。孔丹的弟弟孔栋,也是后来从其他学校的初中考到北京四中的。

孔丹的语文特别是作文,成绩最突出。从初中开始,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是范文。后来薄熙来开会时一见到孔丹,总是开一个玩笑,说:“哎呦,孔丹在我们学校,那篇篇是范文啊!我还记得有篇范文的最后一句话……”

孔丹说,北京四中崇尚勤奋,推崇自主自学;另一个校风是崇尚俭仆,不是一个干部子弟飞扬跋扈的地方。

1965年四清运动中,发生“四六八”学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当时四中领头的同学,大多比孔丹高一年级,比如邱会作的儿子邱晨光、刘澜波的儿子刘安东、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李井泉的儿子李新桅、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等人。这些人多数现在都成为孔丹的好友。

孔丹同班有个同学叫周孝正,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大概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周孝正以思辨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二十一条,遭到了批判。

四清运动后,北京市在中学里恢复发展党员。1965年,孔丹成为首批入党的中学生党员。1965年7月1日,孔丹和师大附中的佘靖在西城区党校大会上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佘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

在孔丹之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等,四中“文革”前就发展了这几个学生党员。马凯大孔丹一岁,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

“西纠”入狱

“西纠”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

孔丹说,“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

在西纠总部,有几个组。组织是王向荣负责,后勤组由赵胜利负责,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孔丹说,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起草后,孔丹和秦晓修改。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孔丹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鹏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孔丹的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其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邓榕当时参加了师大女附中连。

1966年12月23日至1967年4月22日,孔丹在监狱里呆了整整4个月。出来后,四中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生。”

1967年夏天,孔丹和马凯、秦晓、李三友等人办起了《解放全人类》铅印小报。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王军大孔丹6岁,是老大哥,那时已经是海军军官了,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王军找到孔丹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文革”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他们思想上都是相通的。孔丹就收了王军200块钱。但孔丹对王军说:“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按你说的那样做,要讲策略。”

孔丹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孔丹彻夜陪王军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王军开个摩托车把孔丹送回家,孔丹再骑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

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5年夏天,王震曾要孔丹去给他做秘书。王震当时是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那时,原来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要孔丹去接他的班。这样,孔丹在王震那里呆了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每天跟上班一样。但后来国务院办公厅不批准,说因为对孔丹的父亲(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因为这个原因,孔丹没去成,由张爱萍的儿子张品去接任伍绍祖,当了王震的秘书。

1975年,孔丹解决了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

1976年底,耿飙受命成立中央宣传口,实际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耿飙通过他的儿子,也是孔丹的同学耿志远,给孔丹打招呼,说他们现在需要工作人员,听说孔丹不错,希望过去工作。孔丹其实没有和耿飙直接接触过。孔丹就从经济研究所调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当了秘书,从1977年1月至1978年夏天投考研究生,历时1年多。

后来,耿飙调任国防部长,孔丹没有应邀跟随他去做秘书。此时,中央宣传部已恢复,部长换成了张平化,孔丹也经常跟他出门、出差。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孔丹也开始琢磨参加高考的事儿,吴敬琏给孔丹带来个话儿,他说:“我要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孔丹如果愿意,可以以同等学历来投考。”吴敬琏同时还说明,他不能给以考前辅导,导师必须回避。

据说全国有300多人报考吴老师的研究生,第一名叫沈水根,孔丹考了第二名。吴敬琏后来就收了这两位做他的研究生。当时,孔丹的政治考了61分,英语考了80多分。

孔丹考上研究生这件事,刺激了他周边的老同学。第二年,马凯和李三友都报考了研究生,马凯就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李三友读的是法律。再下一年,是秦晓,他原来是工农民学员,后来考了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的研究生。

孔丹说,四中这些同学之间就是这种效应,你努力我也努力,你成功我也要成功,互相激励,各自争先。

1981年研究生毕业,孔丹分配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没多久,孔丹被任命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张劲夫当时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张劲夫身边做秘书,从1982年6月至1984年9月。

通过孔丹的人脉,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张劲夫来说,是孔丹可以发挥的一种特有作用。

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号称“四君子”。孔丹与他们时有聚会。

1984年夏天,孔丹和赵紫阳的秘书、四中同学李湘鲁,跟张劲夫一起到了杭州。孔丹向劲夫同志汇报,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张劲夫同意孔丹和李湘鲁上山。

到莫干山那天,孔丹记得在山上彻夜未眠。他们找了几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孔丹当时感觉,陈一咨是个比较狂热的人,有时不是很理性。而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

1984年,孔丹在劲夫秘书任上,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他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佳木、许永跃、陈元、任晓斌和孔丹。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书目是陈云亲自开的。陈云让他们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

1984年,在孔丹决定去光大的时候,王军要他去中信,段君毅要他去做海淀区副区长,吴敬琏推荐他去上海做经委副主任。

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孔丹四中同学,专门找孔丹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孔丹:“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

孔丹还是去了光大。孔丹给王军推荐了秦晓,他说:“王大哥,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

孔丹还曾向当时的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陈元推荐了马凯。现在马凯还说:“如果不是孔丹,我不会到西城区工作,也不会从政。”

孔丹说,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看,马凯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人品端正,诚恳实在,实事求是是他一生的追求。

2012年,孔丹过65岁生日的时候,好友马凯写了一首诗送给孔丹:

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

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

孔丹说,“第三句写出了我的性格特点,写出了我的执着和坚持,而最后一句就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习近平找谈话

2010年12月24日,孔丹在香港突然接到中组部电话,要求当天下午4点赶回北京,中央领导要找其谈话。

结果5点半才到。一到人家就说:“习副主席在等你。”

2006年,任命孔丹为中信董事长时,是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找其谈的话。孔丹原来以为这次也是按惯例由中组部李源潮同志接见,没想到是由习副主席亲自谈话。

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这个概括让孔丹为之感动和欣慰。也使孔丹想起,近平同志是很念旧的。

2009年,习近平视察习仲勋同志当年下放劳动的洛阳中信重机公司(原为洛阳矿山机械厂),孔丹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孔丹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孔丹在回忆陕北插队时提及,“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接见我们中信的常振明时还说:‘你们那孔丹,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与邓小平打桥牌

孔原、孔丹、孔栋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在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技,还拿过多次冠军。其间,可能因为名声在外,孔家兄弟俩还被邓小平伯伯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

孔丹说,那真是一种感受特殊的经历。邓老爷子的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老爷子平素沉默寡言,孔家兄弟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

记得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顿时,我们俩为之乍舌,“噤若寒蝉”之态毕现。

邓楠有时过来支招,有一次支错了招,弄得老爷子把牌叫“冒”了。那副牌的定约应叫到五个黑心即停,却被叫成六个无将的小满贯。结果被孔家兄弟大赢,宕了两副。那次叫冒了牌,惹火了老爷子,孔丹才看到一次他发脾气的神态。

有时孔丹孔栋会被留下吃晚饭,饭后再战。一大桌子人,令他俩很拘束,老爷子会很体谅地说一句:“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吧。”随后就一言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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