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切换:【繁體中文】

Peter Kwan
Sylvia Wong
Christine Q Xu
昆士会计事务所
佳丽婚介

分享
新闻 >>   中国瞭望 >>  正文

十九大召开在即 尴尬的共青团何去何从

来源:       发布时间 : 2017-10-12 15:57:46 发表评论

自中共十二大以来,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卸任之后都有一个不错的仕途。然而,十九大前这种“惯例”在秦宜智身上被打破了。

 

有关秦宜智调职的传闻在9月初就已出现,9月中旬国务院公布的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的名单中,秦宜智确认被任命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正部长级)。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官网上,秦宜智在所有副局长中排名最后,即使他仍然享受正部长级待遇。尽管同时间另一位正部级官员、曾任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尚勇被任命为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正部长级),但尚勇的关注度显然要低得多。 

 

秦宜智调职与共青团危机

在中国官场体系中,(正部长级)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职务安排,属于低职高配。具体而言,在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中,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等部门的常务副职由于主任、部长或书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高配正部级。在中央国家机构序列中,国务院办公厅的常务副职由于秘书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高配正部级,外交部、公安部的常务副职,发改委的部分副职由于业务需要高配正职。中纪委、中央深改组、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院等也都有高配正职的情况。

 

但秦宜智显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他的情况更像钱冠林、令狐安、贾治邦、龙新民、杨元元等人一样,曾在省部担任一把手,而后由于各种“原因”调任中央或国务院一般部门副职,属于降格使用后仍保留原待遇。除贾治邦转任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局正职外,其他人基本上在“副职”的岗位上退休。虽然未来秦宜智的仕途不能根据以往经验而做出武断推测,但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而有关秦宜智的消息总是与共青团结伴而来。就在秦宜智低调转职前两天,《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正式出版发行,其中的一些论述经《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账号“学习小组”发布出来,用词之严厉在外界看来并不寻常。在下面两段论述中,习近平均使用“如果”句式,看似并非针对现实,但实际上切中了近年来共青团近年来发展存在的要害问题。

 

比如,习近平在《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6月20日)中指出,如果青年在前进,而团组织没有与时俱进,不能成为青年的领头羊,反而成了青年的尾巴,那何谈团结广大青年啊?何谈扩大有效覆盖面啊?跟都跟不上啊!

 

再比如,习近平在《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中指出,团干部是同青年人打交道的,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如果我们自己的知识水平、见识程度跟不上广大青年,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

 

虽然这些严厉词句的“年龄”都已经超过了两年,但它们“尘封”许久后在十九大前予以公开发表,媒体很快就与秦宜智的调职联系起来。再加上秦宜智此前落选中共十九大代表,多名共青团书记处书记在卸任后没有“惯例”得到重用和提拔,不少人士就认为,共青团系统以及共青团出身的官员遭遇了机构和个人发展的瓶颈期。

 

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2016年2月4日中央巡视组对共青团中央巡视后做出的反馈。反馈中所提党的领导弱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等。这些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四化”的提法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对培养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青团系统来说无疑都是一个重大的警讯。需要注意的是,“四化”问题不仅在共青团系统中存在,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群团组织中也普遍存在。随后各个群团组织出台的改革方案,实际也都是围绕去“四化”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然而,媒体的目光并没有在全总、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上停留,始终聚焦于共青团系统。

 

团干的仕途与未来出路

全总、妇联、科协与共青团同属群团组织,但在过往的干部调配上却有很大不同。共青团作为中共的助手与后备军的地位是妇联、科协等其他群体组织无法比拟的。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专门有一章节论述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工会和妇联仅仅是一笔带过,科协等更是不曾提及。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行业的诞生,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传统工人阶层不断萎缩,工会的作用和影响都在不断降低。妇联和科协的地位由于中共事业的需要近年来有所提升,但作用和影响也并非具有全局性,尽管这三者的最高职务都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兼任。另外,共青团的领导班子比全总、妇联、科协的要更为年轻,而更为专业的工会、科协干部和以妇女为主的妇联干部在体系内“自我循环”的居多,未来的仕途一般来说与共青团干部也无法比拟。

 

因此媒体对共青团的高关注度并无可厚非。而在十九大前夕,众多负面信息引来高关注的背后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即曾经担任团中央领导职务的人员以及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成员未来的仕途是否能上一个台阶,作为共产党后备力量的共青团是否能像此前一样继续向党组织输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巡视对共青团中央的反馈意见特别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对共青团工作的一些论述是否会影响十九大以后共青团系统在中共的政治地位。

 

就像前述所言,自党的十二大开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甚至书记处成员都有较为理想的仕途升迁之路。特别是1982-1988年共青团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4名(包括增补)书记处成员中,除了两人英年早逝外,有7名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两名政治局常委,一名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比例不可谓不高。然而自2003年以来的三届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尚没有一人从副部升任正部。在普通的书记处书记中还有数位仍然停留在正厅级岗位上。

 

当然,与个别共青团领导人的仕途相比,广大共青团干部才是真正共青团系统的核心力量。长期以来,团干给人的印象是容易沟通,亲和力强,但也并非十分正面,除了那些在团系统镀金的官员之外,缺乏独当一面、驾驭复杂环境的工作经验,谨慎有余,魄力不足是更为突出的特点。这除了与团干长期单一的成长环境有关,也与共青团本身的职能和性质有关。共青团并非权力部门,话语权弱,在协调与各部门工作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工作面窄,工作轻松也都是实际情况。

 

如果团干这样的状况持续发展,共产党后备力量的素质和能力就令人担忧。斯大林曾经说过,干部决定一切。虽然它只是一句斯大林在1935年提出的口号,不过在一个列宁式政党的逻辑中,干部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共一大选举的领导机构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张国焘为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也就是干部问题。由此可见,中共从一成立就极端重视干部工作。干部是开展一切革命、建设工作的核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干部年轻化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共青团为各级党委政府输送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同一级干部中,共青团的干部要相对年轻,被提拔到更高一级岗位或平级更重要的岗位的概率也相对较高。一般来说,团省委书记下一个岗位要么是省厅厅长或者是地级市的市长。而从基层一步一步努力上来的干部,工作经验相对丰富,走上厅级岗位和团干相比,却已无年龄优势。

 

习近平多次提到《史记》中的名言“郡县治,天下安”以及《韩非子》中的一句“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两句话多次在中国历史上得以验证。如果把这两句话与当今中国现实联系起来,则会发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中共更注重基层治理与实践,特别是市县一级的地方经验,这对干部驾驭全局、处置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级官员选用必须更加看重地方历练和实际工作经历。而团干如果不经历更为基层更为综合部门岗位的历练,显然无法达到中共选拔干部的要求。

 

共青团的尴尬处境

相较于个别共青团干部的仕途与团干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共青团系统如果不进行改革,自身有“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指出,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开始,除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外,需要依靠共青团、工会、妇联、农会各自联系青年、工人、妇女、农民,加强外围工作,贯彻党的意志,发动群众,形成广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青妇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发动群众转变为联系与服务群众。按照政治学的观点,在一个现代国家,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碎片化,政府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治理中心,而会形成多个中心,治理秩序存在发散性的特点。战后西方国家,政府治理之外有不少空白和盲区,大量非政府组织(NGO)随之产生,成为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在中国,转型后的工青妇以及科协、记协、文联、工商联、红十字会等就扮演了类似西方社会NGO的角色。不同的是,它们并非是“自治”状态,而是被列为列宁式政党的外围群团组织,代表原有老阶层与社会新阶层的利益,在发挥社会功能的过程中贯彻党的意志。

 

近年来,中共在大力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确保中共在基层群众中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并期待从中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来源,这其中就需要群团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群团组织尽管在组织上被纳入党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范畴,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的效用较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下降,与西方NGO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以周围一些人的经历来看,在大学毕业之后除了个别年份在单位交一交团费就与共青团没有什么交集。更多的情况是,不少大中专青年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工作,还有的自谋职业,自我创业,那么这些青年就处于与组织“失联”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僵化的组织管理与流动化的社会要素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团组织在大中院校还比较活跃,而一进入社会,青年如同流沙而去,现在的团组织就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除了青年志愿者外,如何联系和服务广大的青年仍然是一块盲区。 

 

如果说共青团的尴尬有客观因素可寻,那么无法应对形势的变化则是共青团自身建设存在问题。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这四化是群团组织的通病。对共青团来说,这四化就是脱离广大基层青年,没有解决团组织与青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团干主要面向青少年,由于各方面资源有限,在开展各项工作中,很多活动只起到配合作用。随着团功能萎缩,权力上移,共青团在基层根基越来越浅。而团干近年“四化”的倾向,“文山会海”的官老爷作风严重影响了团干的自身素质。尤其是贵族化,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中称为“工人贵族”,在一些共青团下属的某些组织中尤为明显,他们过于追求名誉和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代表青年的根本利益,不能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走向了广大青年的对立面。

 

这两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我们看到在“双创”过程中,不少90后、95后青年依托各种众创空间形成的自治形态社区、社群文化逐渐崛起,他们的组织性强,不经意间形成了影响社会生态的某种NGO萌芽。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参与,他们对公共议题的热情,通过社交媒体传递,正在不断积聚着社会能量,并逐步在社会治理权的分享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况并无好坏优劣之分,但共青团应该有危机意识,如果自身组织功能蜕化,不能为青年提供有效服务和帮助,那么其他社会化组织甚至商业机构会在某些方面会起到“挤出效应”。

 

总之,共青团面临的问题既包括体制机制与社会的适应性也包括团干自身素质与能力的提升。而当前在共青团推动的改革中最引入瞩目的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命运。这所曾经风光一时的大专院校已经放弃了全日制的本科教育,重新建立中央团校,培养和轮训全国团干,未来朝中央党校的模式转变。去“四化”,接地气,是未来共青团的目标,也是为未来群团工作改革起好步。

 

习近平曾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年党带领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群团组织不可或缺;现在,党带领人民搞改革、求发展,群团组织依然不可或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这段话在十九大之后当然也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十九大前夕,有关共青团消息的密集释放,《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的出版发行,秦宜智的转岗与降格使用,赵勇、胡伟、杨岳等曾经的“明星官员”长期没有“转正”,看似相互联系,但内在逻辑其实并不一致。

 

习近平论述的出版发行属于五年总结的“规定动作”的一部分,并非针对当下。而共青团官员的调整变动也非中共对共青团系统在中共党内作用的否定,而是只究“过往”,无关未来。而“过往”指什么,深谙中共的人士当然一目了然。至于未来如何,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不同于“过往”了。

 

毕竟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军科还是当选了十九大代表。共青团作为群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来说依然非常重要。习近平所说群团组织依然不可或缺已然说明了一切。



近期热点新闻:




版权所有 © 天涯信息 | 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用户条约 | 联系我们 | 帮助信息